| 我在这行干了四十年。著作、论文等身，桃李满天下。退休那天，系主任送了我一块刻着“学界魁元”的铜牌，同事们鼓掌，我笑了笑。 回家路上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：我到底做了什么。 不是谦虚。是真的不知道。 我这一辈子，都在研究人。研究人怎么互相影响，怎么形成态度，怎么在群体中改变行为。我把这些研究写成论文，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上，看着它们被引用、被写进教材、被媒体传播、被政策制定者采纳。我以为自己在生产知识。 但2011年之后，我开始怀疑，我生产的，可能只是精致的错误。 不是所有。但足够多。 一、那面照妖镜 2011年，Daryl Bem在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》上发表了一篇论文。他做了九组实验，其中八组得出了统计显著的结果。他的结论是：人类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 这听起来像笑话。但它不是笑话。Bem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，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受人尊敬的研究者，他的论文经过了正常的同行评议，发表在社会心理学的旗舰期刊上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实验程序、统计方法、报告格式，完全符合当时学科的标准规范。 换句话说：一个完全遵循“正确方法”的研究者，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。 这个事件之所以成为照妖镜，不在于Bem真的相信人能预知未来，而在于它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：如果一个荒谬的结论可以通过标准程序生产出来，那么所有通过标准程序生产出来的结论，都需要被重新审视。 三年后，270名研究者组成了开放科学协作组织，试图重复100项已发表的心理学实验。结果出来了：原始研究中97%报告了统计显著的结果，重复实验中只有36%达到了同样的标准。社会心理学尤其糟糕——重复率只有25%。每四个“显著发现”中，有三个无法被独立重复。 我读这篇论文的时候，正在准备一门研究生课程。我翻看着自己写的讲稿，里面引用的那些“经典研究”——Bargh的老年人启动效应、Steele的刻板印象威胁、Baumeister的自我损耗——其中有几个，正是被重复失败的重灾区。 那门课，我讲不下去了。 但更让我不安的，是我开始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这一切，真的是从2011年才开始的吗？ 二、这不是第一次了 2015年的可重复性危机，在学科叙事中通常被呈现为一次突如其来的“地震”。但如果你读过足够多的学科史，你会发现：社会心理学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“信任危机”，而不是一次。 第一次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到70年代末。当时的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：理论建构视角单一、过于依赖实验和定量方法、对社会问题关注不够。1968年欧美爆发“青年大造反运动”等社会危机时，社会心理学被期望能够提供解释和方案，但它“束手无策”，人们“逐渐丧失了对这门学科的信心”。 1973年，Kenneth Gergen发表了一篇论文，标题叫《社会心理学作为历史》。他在论文中论证，社会行为理论“主要是当代历史的反映”，将其视为普适规律本身就是一种错误。Gergen的核心洞见——社会心理学的“发现”是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——在四十年后被可重复性危机所证实，但当时，这篇论文被当作一个有趣的异见，而不是一个严肃的警告。 我是在1985年读研究生时第一次看到这篇论文的。我的导师说它“太激进”，让我们“不要被带偏”。我照做了。 1976年，时任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》主编的Greenwald在编委会中写道：“可能存在一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危机，与研究者常常难以重复已发表工作有关。”这句话发表在顶级期刊的编委会记录中，而不是什么边缘刊物。但它的传播范围远不及它所描述的危机的实际影响。 所以，当2011年Bem事件和2015年OSC项目引发“可重复性危机”的讨论时，我们这一代人——查知过第一次危机的人——本应对它更为熟悉。但大多数人把它当作一次“新的问题”。我们忘记了，或者不愿意想起，四十年前同样的批评就已经被提出过。而当时的回应，是“通过技术操作得到控制” 。结果呢？技术操作没有解决问题。问题只是以新的形式重新浮现。 三、启动效应的兴衰：一个学科的自画像 如果让我用一个研究领域来讲述社会心理学的故事，我会选启动效应。 启动效应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，其核心假设是：被呈现的刺激（“启动刺激”）可以在无意识层面影响后续的行为和判断。Bargh在90年代做的老年人启动实验是其中的标志性研究：当参与者被呈现与老年人相关的词语后，他们离开实验室时的走路速度会变慢。 这个发现被广泛传播，因为它讲了一个关于“无意识力量”的迷人故事。它似乎在说：你不是你自己行为的主人，你的行为受到你甚至意识不到的刺激的控制。 Ruth Leys在2024年出版的《Anatomy of a Train Wreck》中，第一次详细追溯了启动效应研究从80年代初的兴起到近期的崩溃的全过程。她指出，启动效应研究的问题不仅在于方法论——实验操作不严谨、统计方法不足、发表偏见——更在于其背后的理论假设：关于自动性、关于主体性、关于无意识影响的本质，这些假设本身就没有得到充分论证。 Leys的著作揭示了启动效应研究的衰落过程中几个关键节点。2012年，一支比利时团队报告未能重复Bargh的老年人启动实验。随后，Daniel Kahneman——一位诺贝尔奖得主——警告说，如果Bargh和他的同事不能解决对其工作的疑虑，“一场火车事故即将来临”。Kahneman后来直接宣布，启动效应研究“实际上已经死了”。 但故事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在多站点重复尝试中，17次尝试重复启动效应的研究，只有一次成功了。而这唯一一次“成功”，被作者自己描述为“启动消费者心态”——仅仅是通过一次性地将人们称为“消费者”而不是“个人”，来影响他们对用水量的估计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“consume”（消费）与“conserve”（保护）在字面上构成对立，这个“成功”很可能是一个混淆效应，而非真正的启动效应。 启动效应的兴衰告诉我们一件事：一个研究领域的崩溃，往往不是因为某个人造假，而是因为一整套关于“人是什么”的假设——关于无意识、关于自动性、关于情境的力量——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，被当作了理所当然的前提。 而当这些假设受到检验时，它们不仅没有通过检验，而且暴露出了更深层的理论空洞。 四、两次危机，同一个根 第一次危机与第二次危机之间，有一个根本性的连续性：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受到一种“情境决定论”的假设支配，这种假设认为情境的力量是塑造行为的首要因素，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情境的“容器”或“载体”。 这种假设在学科中根深蒂固。社会心理学自20世纪初以来，一直强调情境对行为的因果力量，以至于形成了一种“空自我”的隐喻：自我被视为一个被情境内容填充的空容器。近年来的初步证据显示，正是这种理论取向——低估了自我的稳定结构和内在一致性——使得基于这种假设的研究更难以被重复 。 这意味着，可重复性危机不仅仅是方法问题——统计方法不当、样本量不足、发表偏见——更是一个理论问题。我们生产了大量不可重复的知识，部分原因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错误地理解了我们要研究的东西。 我们把人当作情境的被动产物来研究，而人实际上远比这复杂。 五、制度在奖励什么，惩罚什么 如果可重复性危机是一个理论问题，为什么它持续了四十年没有被纠正？ 因为制度在奖励错误的东西。 一篇2025年的研究明确指出，学术评价体系需要“转变奖励和激励结构”，才能更好地促进可重复性。当前的制度奖励的是“有影响力的、突破性的、‘关键性’的发现”，是“频繁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论文”。而重复研究、阴性结果的发表、数据共享——这些在现行体系下“不产出”的活动——被系统性地边缘化。有学者将这种局面描述为“对重复性研究的边缘化以及学术语言上的积极偏差”。 这不是一个秘密。每个研究生在入学第一年就学会了这个规则：要想毕业，要想找到工作，要想拿到终身教职，你需要“新颖、显著、快速”的发表，而不是“稳健、重复、诚实”的验证。 Charles Yang在2026年的一篇分析中，将心理学顶刊的激励结构描述为“以声望再生产而非真理发现为首要目标”。他写道：“当两者一致时系统运转良好，当两者冲突时，声望目标系统性压制真理目标。” 这个判断是尖锐的，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。期刊需要高引用率来维持其影响因子，研究者需要高影响因子期刊的发表来维持其职业生存。在这个共生关系中，“令人惊讶的发现”是硬通货，“诚实的重复”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。 六、迟到的良心话 我写这些话，不是要否定社会心理学。这个学科中有真正稳健的发现，有真正重要的洞见，有真正帮助了人的知识。但那些稳健的、重要的、有帮助的东西，恰恰是那些经历了独立重复检验的东西，而不是那些被广泛传播的东西。 问题不在于“社会心理学是错的”。问题在于，社会心理学在很长时间里，不知道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，却假装知道。 我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教授。我教了四十年书。我写了上百篇论文。我培养了数十个博士生。我说这些话，不是为了让谁难堪，不是为了“清算”谁，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“觉醒”了。 我说这些话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一个学科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的批评，是内部的不诚实。 我们把不成立的理论当作确定的知识来传递，把特定人群的发现当作普适规律来推广，把统计显著当作理论真理来接受。我们做了所有“正确”的事，却生产了大量无法重复的知识。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。这是整个学科的系统性失败。 如果我真的还有一点“教授的良心”，那就是承认这件事。 承认这件事，是第一步。但承认之后，还需要具体的行动方向。 七、还能做什么 我快七十岁了。我不可能重做我的研究，不可能重新教我的学生，不可能收回那些我已经写下的、可能站不住脚的结论。 但我可以诚实地告诉后来的人几件事。 第一，区分“被传播”和“被验证”。 一个概念被写进教材、被TED演讲、被畅销书，不等于它被独立重复过。把“传播广度”当作“可信度”的指标，是学科训练我们犯的最严重的错误。 第二，从“普遍规律”退回到“情境敏感的局部知识”。 不要问“人类是否……”，问“在什么条件下、对什么人、在什么情境中，这个效应成立”。Van Bavel等人（2016）发现，社会心理学的低重复率部分可以由“情境敏感性”来解释。这不是学科的弱点，是学科必须接受的认识论前提。 第三，不要低估理论的重要性。 启动效应的崩溃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，更是一个理论问题。如果一个理论的核心假设——关于无意识、关于自动性、关于情境的力量——没有得到充分论证，那么基于这个理论的所有实验，无论方法多么精细，都可能在建造空中楼阁。 第四，把“不确定”当作专业素养，而非专业缺陷。 我最欣慰的事，是看到年轻一代的研究者——那些“可重复性危机的孩子”——比我们这一代更愿意说“我不知道”。他们预注册研究，分享数据，接受重复失败。他们不是在破坏社会心理学，他们是在拯救它。 我这一代人用了四十年，生产了大量无法重复的知识。我希望下一代人，能用四十年，生产更少但更真实的知识。 这不是一个教授的告别词。这是一个迟到了四十年的良心话。 真正的科学精神，不是“我知道”，而是“我可能错了，让我来验证一下”。 我花了四十年才学会这句话。希望你们不需要这么久。 必须申明，我是读了心理学家刘志鸥的文论《系统性偏差：传统心理学在很认真地犯错误》后，才心有所感、抚今追昔，写了上面的文字。 我很认可和欣赏刘志鸥老师的文论标题！因为一个字：准！ |
